(胡井侠)说起方志敏,很多同志对这个名字并不陌生。我们知道他是我党的革命烈士,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杰出的农民运动领袖、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创建者;我们还知道他写有著名的文章《可爱的中国》、《清贫》等等。今天,让我们穿过时光的隧道,去重温一百年前在他身上发生的许多故事......

        方志敏,1899年8月21日出生于江西省弋阳县漆工镇湖塘村一个世代务农的家庭。当时的中国,已经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列强侵略、军阀混战、地主欺压,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有一次,父亲送方志敏到学馆去上学,途经一户人家时,听到破门倒壁的屋里传来一声声凄惨的哭声。进去一看,一个中年妇女上吊死了,而财主家的几个打手则若无其事、大摇大摆地从里面走了出来。原来,上吊的这位女人嫁到这家来的时候,她的公公向财主赊了一条包头的绉纱巾,一直还不起债。为了抵债,她丈夫就到财主家去做长工,结果累瞎了眼睛,直到累死还是抵不了利滚利的债。财主便派打手上门逼债。这女人无力还债,便上吊自尽了。还有一次,在寒冷的冬天,他看到地主逼债,连一个老婆婆讨饭的缸子、身上仅有的一件破棉袄都抢去了。方志敏从小目睹了许多这样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现象,决心要反抗那个黑暗的社会。

        他1916年考入弋阳县立高等小学学习,在校就组织进步团体“九区青年社”,积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1919年考入江西省立甲种工业学校,1921年因领导学生反对教育腐败,要求校方改革而被开除。当年秋天,考入九江南伟烈学校,因交不起学费而被迫辍学。1922年来到上海,第一次接触了马列主义,1924年经赵醒侬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受党组织委派回乡开展农民运动。1927年2月,在方志敏的主持和组织下,江西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南昌举行,方志敏当选为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兼秘书长。从此,农民运动在江西各地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当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江西的局势也日益紧张; 7 月 15 日,在武汉的汪精卫也与共产党决裂,随后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方志敏于1927年秋回到家乡,决定重起炉灶再干。他回到家乡弋阳、横峰一带,向贫苦农民提出平债分田的口号,得到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他在横峰县组织武装暴动,分五路向周围扩展,一时参加的农民达到六七万人,到处都是革命的红旗。这就是党史上著名的“弋横暴动”。

        弋横暴动的胜利,极大地震动了国民党当局。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派1 个团的兵力,纠合反动地主武装,向弋阳、横峰暴动地区大举进攻。农民革命军与之周旋两个月,损失严重。方志敏率领幸存的革命武装转入山区打游击,建立了以磨盘山为中心的弋横革命根据地。1928年8月,这支游击队伍正式改编为红军独立第一团,将弋阳、横峰、贵溪、上饶等七县暴动所扩大的根据地连成一片。1929年10月,成立信江苏维埃政府,方志敏任主席。1931 年11月,在横峰葛源召开了赣东北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会议决定正式成立赣东北省苏维埃政府,方志敏任主席。赣东北苏维埃政权建立后,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领导苏区农民,依据《赣东北苏维埃政府施政大纲》和《土地临时使用条例》,把地主豪绅的土地及教堂、寺庙、祭田、祠堂的土地没收,按照劳动力和人口两个标准,平均分配给贫苦农民。他们领导赣东北劳苦大众,打土豪,分土地,消灭封建剥削压迫,使广大贫苦农民得到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翻身解放,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仅1932年,赣东北苏区的农业产值就比上一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以上,还开办了煤矿、木炭、煤铁、兵工、地雷、造纸、制糖、榨油、被服、家具等各种工厂,赣东北苏区一天天地巩固发展起来。赣东北根据地不但粉碎了敌人数次“围剿”,还两次入闽作战,使赣东北和闽北两个根据地连成一片;另外在邻近赣东北的皖浙等地也相继建立了一批苏维埃政权。为此,党中央于1932年12月批准赣东北省改为闽浙赣省。

        学生时代的方志敏曾领导过多次反抗旧社会的斗争,如状告漆工镇恶霸余麻子、驱逐工业学校贪腐校长赵宝鸿等,后来这些斗争都没有成功。他从中认识到,要与反动势力进行抗争,不掌握武装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1926年国共合作尚未破裂时期,方志敏就指导九区农民协会智取北洋军阀政府设立的漆工镇警察所,缴获十支步枪。其中七支是用来吓唬老百姓的“来火枪”,实际管用的只有三支步枪;而这三支步枪中一支没有退子弹的钩子,还少了半截枪管,说起来只能算半条枪。从此,方志敏“两条半枪闹革命”的故事在赣东北人民群众中争相传颂开来。1927年3月,方志敏在南昌重组农民自卫军,进一步认识到党领导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他在会见万年县农协代表时说:“县农协成立,一定要有武器。”这时,北伐途中的蒋介石已经暴露出背叛革命的苗头,形势危急。党内一些同志反而要求各地农协和工人纠察队缴枪放下武器,但方志敏并没有盲从。5月下旬,他又筹集到70多支枪运往弋阳,受到错误的警告处分,但他始终没有动摇过进行武装斗争的信念。弋横暴动后不久,国民党反动派联合土豪劣绅发动疯狂进攻,危急时刻有人提出埋枪分散逃跑,方志敏严肃地批判了这种主张,并制定了集中主力先打弱敌、坚壁清野阻击敌人、宣传教育争取群众、分头行动开辟新苏区的战略,连续打了几场胜仗,逐渐在弋阳、横峰、贵溪、余江、万年、上饶、德兴、铅山一带站稳了脚跟,从而进入了赣东北苏区大发展时期。在他的领导下,赣东北红军总结了许多有效的战术并冠以通俗易懂的名称,如“扎口子、打埋伏”“打小仗,吃补药,吃得下就吃,吃不下就跑。”其中“吃补药”是指用敌人的装备来武装自己,主要有两个方法,一是袭击敌人的小型弹药库,二是袭击孤立的小股敌人。这种战斗规模小,要求速战速决,搞到枪支弹药就跑。这些战术思想针对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是科学、适用的,与毛泽东同志关于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不谋而合。从 1928 年 2 月建立起正规军队到 1930 年 7 月成立红十军,仅用了两年多时间。随着军事力量不断壮大,根据地面积和规模也不断扩大,全盛时期横跨闽、浙、赣、皖四省,拥有近 50 个县100多万人口,成为全国六大苏区之一。

        著名的地雷战,最早广泛使用于闽浙赣苏区。在以方志敏为首的闽浙赣苏区领导人高度重视和大力推动下,地雷的制造和使用逐渐趋于正规化、专业化、规模化。    

        1928年10月,闽北苏区就尝试用挨丝地雷成功粉碎了敌人的进攻,消灭敌军一百余人,初步显示了地雷战的威力,从此引起方志敏的注意。1931 年秋,为了粉碎敌军的第二次“围剿”,方志敏在苏区首府葛源主持召开积极分子会议,号召根据地军民广泛开展地雷战,并亲自开展调查研究,研发出多种造雷的方法。各级苏维埃政府在加紧训练制造和使用地雷的特殊人才的同时,还建立了专门负责制造地雷等武器的组织机构,从省、县到区各级苏维埃政府均设立了地雷部,这些机构较好发挥了重要的领导、指导和协调作用。闽浙赣苏区全民皆兵,大摆各种地雷战、迷魂阵,在敌人进犯苏区的交通要道、敌据点周围等地埋设大量地雷,使其寸步难行,或大大减缓进攻步伐。苏区男女老幼都会造雷和用雷。由于缺乏造雷的硝,群众就用年久的土墙和茅厕土提炼土硝。造雷需要的木头、竹子、石块、破铁、碎瓦等,也都由百姓自行收集,形成了“群众就地取材,几乎乡乡都搞”的热闹场面。地雷的大量使用,一方面大大弥补了苏区武器不足的缺陷,另一方面充分调动了苏区人民参与对敌作战的积极性、主动性、灵活性,进一步提升了主力红军、游击队和民兵密切配合、协同作战的能力。闽浙赣苏区地雷战的经验,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重视与赞扬,并在其他根据地推广。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宝贵经验被红军保存下来,到了抗日战争期间,在八路军敌后战场更是发挥了巨大作用,到处开花,使日本帝国主义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在敌人严密封锁的环境下,一般根据地通常是通过打土豪来获得收入,维持运转。方志敏创建的闽浙赣苏区用发展国民经济的办法来增加苏区财政收入。因为他们认识到打土豪的办法不是长久之计,土豪是越打越少的,后劲不足,必须发展自己的经济才能支撑整个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根据地初具雏形时期,不少农民出身的党政干部的思想认识以及工作方法,仍停留在打打杀杀干革命、风风火火斗地主的认识层面。面对敌人的经济封锁,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也不懂得同白区开展贸易往来。白区商人偶尔踏进苏区,还遭到没收物资的厄运。对此,方志敏鼓励苏区干部要学会与白区来的商人做生意。他多次告诉苏区干部:“那些从浙江、福建用马驮运盐到我们苏区的商人,都是朋友,怎么能不分青红皂白,把他们的货物一律没收呢?你没收,人家还会来吗?食盐你吃一次就不吃啦?这是‘杀鸡取蛋’。我们要以礼相待,可以跟人家订个合同嘛!”1929 年冬,信江苏维埃政府建立之初,就规定禁止没收外来商人货物,制定了保护贸易自由、准许外来经商及低税率的相关政策。方志敏指出:国民党政府对苏区实行的经济封锁越来越严厉,苏区与白区的贸易已经越来越困难。我们必须打破这个局面,迅速建立特种机构主持苏区对外贸易,疏通赤白区物资交流,活跃市场。赣东北苏维埃政府要求县、乡苏维埃政府开办商店、发动群众成立消费合作社,方便群众生活;恢复曾设立过的对外贸易处;培养红色采办员,开辟隐蔽而稳妥的贸易路线。1932 年全苏区共设立对外贸易处16个,全权负责苏区的贸易工作,输出苏区的物产,购进非苏区的物资,实现商品流通,每月营业额达20万元,盈利 1.2 至1.8 万元,群众也从中获得莫大的便利,有些群众说:“这真是神仙想出来的办法呀!”。流经赣东北与国民党统治区的信江与乐河,是运送物资的两条主要航道。那时没有公路、铁路,白区商人贸易流通全靠这两条水路运送。1931年8月,赣东北特区苏维埃政府决定设立对外贸易处的同时,还设立船舶检查局。船检局的主要职责是对过往关口的船只进行检查和征税,查禁没收军火、毒品、迷信用品等违禁品,维护水上交通秩序,杜绝非法拦截商船、没收物资,向过往商人、船工宣传革命,协调苏区对外贸易处与白区商人进行贸易往来等。船检局每天的收入,一般有几千块大洋,多时有七八千甚至上万元大洋,由于有了比较固定的关税收入,赣东北苏区的财政状况大大好转。赣东北苏区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各苏区要将筹款帮助中央作为目前战斗任务之一”的指示,向中央提供经费支持。1930 年 12 月提供了价值 10 万大洋的黄金,1931 年分3 次共提供黄金 650 两,数年间累计提供黄金超过 1000 两。

        现存于江西省弋阳县档案馆的一张“红色股票”,从对它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方志敏当年是怎样开展苏区金融工作的。这张编号为002844的股票,长方形,长20厘米、宽8厘米、白板纸、铅印,盖头印有“闽浙赣省苏维埃银行”,中间印有“壹元股票”字样,加盖省苏维埃银行红色印章。印章两旁印有“本银行股息周年六厘计算,每年年终结账,营业盈余除开支费用及股息外,所有红利照股分派,次年一月凭票领取”字样。下款为股票号码,并附有领取股息和红利的凭证,即通常所说的息票。按当时规定每股壹元,也可折稻谷50斤。1933年,闽浙赣省支部书记联席会议及省第二次工农兵大会决定:由省财政部为省苏银行增资扩股10万元,以扩大银行资金,支持备战、发展经济。这次银行扩股由省苏维埃政府领导下的招股委员会负责具体实施,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拥护和支持,他们积极认股。同时扩股工作也在白区进行,主要对象是富裕农民和小商贩,也有少数地主、富农秘密托人购买,并作为政治上的“保险票”保存起来。整个扩股工作为9、10、11三个月,共募股近20万元,超额完成增资扩股计划。我们用现代金融知识来剖析这支红色股票的证券产品特性,可以看出这支红色股票是一种无记名的票额股票。采用无记名的方式就是为了在战争中从政治上保护股票持有者的一种手段。同时,该股票又带有明显的优先股特性,有固定股息,可分割红利。可以说,红色股票的科学设计和成功发行是一种金融创新。方志敏创造性地把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的融资方法应用到苏维埃政府的战争动员中,充实苏区财力,扩大苏区政治影响,充分显示了他开阔的眼界和超前思维。

        方志敏曾长期兼任省苏财政部长,直接掌握巨额财政资金,有着过人胆识,又不乏经济头脑,但他一贯清廉自守,自律极严。他从不接受礼品,也不允许红军部队、苏维埃机关任何人接受任何礼品。为了节约每一个铜板,他无论是开会作报告还是讲话,都只喝白开水。因为在当时,茶叶是要用钱买的,在当时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喝茶叶也算得上是一种“享受”了。有一次老百姓送来一些茶叶,警卫员泡好了端给他,他严肃地说:“以后不准收老乡送来的东西,他们也很困难,让他们留着卖几个钱吧。”然后拿出几个铜板,让警卫员送给老乡。而这几个铜板,是他一个月的津贴。方志敏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要求很严格,他经常教育他们:“工农红军是人民的武装,是革命的队伍,我们和群众之间的关系是鱼和水的关系,是血和肉的关系。任何红军指战员都必须遵守群众纪律,不准做侵害老百姓的事情,不然战争就不能胜利,军队就不能发展,革命就不能成功。我们一定要执行毛委员在中央苏区给中央红军提出来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当时红军官兵的伙食很差,一年到头都是红米饭南瓜汤,很少有其他菜。方志敏坚持和战士们吃一样的伙食,有盐同咸、无盐同淡。有一次,方志敏发现自己吃的是白米粥,而战士们吃的是米糠和野菜煮的粥,就叫警卫员告诉伙房:“大家吃什么,我吃什么,不能特殊。”一位老管理员听了警卫员的转达,对警卫员说:“什么特殊?要讲特殊也行!方主席操心又劳累,肺痨痔疮常常发作,哪个要为这事提意见,我来担当!”方志敏感激这位老同志,但仍然把粥端回了,和大家一起吃糠咽菜。赣东北信江8县苏维埃成立后,方志敏担任苏维埃政府主席,有人劝方母去找儿子要些钱用,老人也觉得他的饷银当姆妈的理当用得。于是,她第一次找方志敏要饷银来了。方志敏很清楚为了供他读书,从小到大,父母欠债达700大洋之巨!他参加革命后,家又被敌人烧劫十几次,概因他而遭祸。母亲是迫于无奈才来向他要钱的啊!他内疚而诚恳地对母亲说:“姆妈,我是当主席,可当的是穷人的主席,哪里是官?饷银嘛,将来会发,现在没有。信江苏维埃刚建立,革命才起个头,我们每日的饭钿才七分呢!”方母听了,说:“晓得了,晓得了。姆妈这一趟没白来,明白了仔是当穷人的主席,我苦点也舒心啦!”后来,方志敏的妻子缪敏不幸被捕,妻兄向方志敏要四百大洋的保释费,方志敏听后拒绝了。他说:“政府的钱来的不容易,可以做很多事,还是另想办法吧!”1931年的一天,方志敏的朋友、景德镇商会会长陈仲熙到葛源镇谈生意,事情办完后便来到方志敏家。他随身带了一块墨绿色平绒布,说是给方志敏夫人缪敏的见面礼。缪敏拿着布想让丈夫买下来,谁知方志敏一听脸色骤变,他取布上马,冲妻子大声说:“花钱买也是变相受贿!”说完策马飞奔,赶上了陈仲熙,原物奉还。缪敏觉得很委屈,大哭了一场。方志敏回来后,劝慰她说:“谁让你是我方志敏的妻子呢?”

        方志敏十分注重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在党的建设中,尤其注重思想建设,突出制度与民主。由于闽浙赣苏区大部分党员都是农民,文化水平不高,为了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他要求各级党组织根据苏区的实际情况加强党员的理想教育、纪律教育和军事教育,使每一个党员牢记党的宗旨,为实现党的最终目标而努力工作。方志敏和中共江西省委特派员冯任共同编写《共产党员守则二十二条》,要求党员做到以身作则,走在最前面,虚心接受批评,时刻想着去组织群众、密切联系群众,按时缴纳党费,严守党的秘密,永远忠诚于党等等。这22条规定对提高党员思想政治觉悟起到很大作用,也成为苏区广大党员干部的行动准则。他不仅把《共产党员守则二十二条》作为党员的必读教材对党员进行思想教育,还创办《红旗》周报以及《支部生活》《党的生活》等理论刊物,加强对党员的党性教育。随着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各级党组织逐渐加强对广大党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理论教育,逐步形成支部民主生活会和支部流动训练班的制度。党支部民主生活会规定每7天召开一次,党员无故一律不准缺席,与会党员都要结合政治问题、理论问题、联系群众问题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每个党员都必须轮流参加支部流动训练班,次数不限,县委、区委宣传部必须分开去讲课。方志敏还要求各级党委在制定政策和解决问题时充分发扬民主,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如果发现缺点或错误,同志们都要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做到光明磊落、知错就改。这些举措让党的民主作风得到充分发挥,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在组织建设上坚持集中统一领导,不断发展壮大党的组织。随着闽浙赣苏区不断发展,各个乡、村都建立了党的组织机构,在军队中也完善了党的各级组织。此外,还非常重视在白区城乡建立党的秘密支部,开展党的活动。党支部在发展党员时,积极吸纳贫苦农民和工人加入党的队伍。要求党员要有坚定的信念,工作积极,受百姓爱戴。在培养党员时优先选择那些斗争坚决、不怕吃苦、贴近群众的人作为培养对象。 

        方志敏时刻想着如何改善群众的生活,事事处处为群众着想。他亲自撰写《苏维埃与群众关系问答》、《怎样做乡苏维埃工作》等文章,要求党员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群众放在心中;要紧紧依靠群众,培养党与群众的“鱼水”情。为密切党群关系,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是组织党员干部参加劳动,党员除了做打仗的先锋还要做生产的模范,农忙时节党员和干部都要参加生产,并使之制度化;二是要求党员干部与群众同甘共苦,不允许搞特殊化;三是在党的机关设立交通联络处,以便随时接待来访群众、处理群众来信,并规定工作人员不得推诿。正因为把群众当亲人一样看待,广大群众也从心里拥护支持党。当时的老百姓说:“只要有党的干部在,我们就有办法。”在他们看来,方志敏领导的闽浙赣苏区党和政府就是他们的靠山,就是他们的支柱。

       1922年,方志敏因家中无钱继续供他读书,前往上海准备半工半读、勤工俭学。到达上海的当天,方志敏与赵醒侬、徐先兆等朋友相邀去法租界边的黄浦公园散心解闷。走到公园门口就看到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华人与狗不准进园”几个字,方志敏顿时感到从来没有受过的耻辱!他想,在中国的土地上让他们外国人建造公园,反而禁止华人入园,反而将华人与狗并列,这对我们中国人来说难道不是奇耻大辱吗?这件事给他留下了一生难忘的印象。1931年11月,赣东北省苏维埃政府在葛源成立,方志敏当选为苏维埃政府主席,革命形势稍有好转,他就拍板决定修建一座免费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公园。起初有的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同志基于苏区经济困难,不理解、不赞同他的做法。但方志敏讲述了自己当年在上海的那一次经历,并对省委的同志说:“中国有几千年的文明历史,有自己的广袤土地,有勤劳智慧的人民,难道我们还要受外国人的气?我们现在自己动手,建造一座属于赣东北苏区所有劳动人民的公园,对所有的劳动群众开放,难道不应该吗?”同志们都为误解了方志敏的初心而感到歉疚,大家一致同意修建一座人民群众自己的公园,以提高根据地广大人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共同沐浴中国革命带来的荣光。这座公园被命名为列宁公园,经过近半年的建设,顺利竣工并对外开放,总面积达1万平方米。公园周围筑了2米高的围墙,主要设施有游泳池、荷花池、树林、六角红星亭、工农医院五处。公园北边的游泳池,是方志敏带领苏区军民利用休息时间共同挖掘的,池长约80米,宽32米,周围用片石砌成,配有跳水台和更衣室,可注入舒溪河的活水水源。游泳池最初设计深度是2.5米,方志敏得知后郑重地指出:“2.5米的水深很危险,一旦发生事故,我们无法向父老乡亲交待,人民群众也会不高兴。”于是游泳池改为深浅不等:靠近跳水台前端的水深是1.5米,中间是2米,末端是1米。细微之处见真情,对公园选址、布局、设计、施工等具体细节上的关注与重视,无不体现出方志敏的为民思想。列宁公园建成后,苏区军民兴高采烈,奔走相告,公园成为当时苏区军民最喜欢去的休闲场所。上到政府主席,下到光屁股小孩,随时可到公园内游览、玩耍。园内鸟语花香,游人如织,方志敏及苏区其他领导同志也时常来到公园看书、议事,这里成为他们的“露天书房”。这里还是他们的“现场办公室”,可以同来自四面八方的群众促膝谈心,了解民情,畅谈未来。每逢节假日,苏区军民都会在列宁公园举行盛大的文化体育活动,赣东北苏区全民体育运动会的游泳比赛项目就是在列宁公园游泳池进行的。在20世纪30年代的偏远山区,方志敏为了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同国民党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却能在苏区创造性地建起一座人民公园,这在当时的革命根据地,包括江西瑞金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在内的六大苏区,都是绝无仅有的,足见方志敏为人民服务的创造精神。

        以方志敏为领导核心的赣东北党,在党的建设、军事建设、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因此,在 1931 年 11 月召开的“全苏一大”期间,毛泽东代表苏维埃中央政府授予方志敏红星勋章一枚,以嘉奖他“为苏维埃政权而艰苦奋斗”的卓越功绩。1933 年 3 月,在方志敏主持召开闽浙赣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时,苏维埃中央政府发专电致贺: “闽浙赣过去的斗争,在打击进攻苏区的敌人方面,在深入土地革命方面,在苏维埃建设方面,在白区工作方面,都有了极伟大的成绩。中央对于你们的这些成绩,是非常满意的。”中央电文评价之高,为当时所少见。1934 年 1 月“全苏二大”期间,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谈到“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时,又特意表彰了方志敏领导的赣东北省的模范工作,称赞说: “赣东北的同志们也有很好的创造,他们同样是模范工作者”,“赣东北的同志们,他们把群众生活和革命战争联系起来了”,“他们是革命战争的良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们又是群众生活的良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1935 年 6 月,方志敏在狱中撰写的《赣东北苏维埃创立的历史》中说:“毛泽东主席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大会上的报告称赣东北为‘苏维埃模范省’。毛主席的评语是正确的。这段评语,更加提醒我们对苏维埃工作主要的注意点,使我们更加兴奋地去加紧工作。” 他还充满激情地写道: “‘苏维埃模范省’这是一个难得的荣誉,赣东北的同志们,要努力工作,保持这个可宝贵的荣誉啊! ” 赣东北苏区获得“苏维埃模范省”的殊荣,在当年血与火的苏维埃中国是独一无二的。从土地革命战争兴起到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期间,中国先后出现了井冈山、中央苏区、湘赣、湘鄂赣、闽浙赣、湘鄂西、鄂豫皖、海陆丰、左右江、琼崖、陕甘、川陕、湘鄂川黔等十三块革命根据地。这十三块根据地崛起后,在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等方面,都进行了自己的创造,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成为苏维埃中国的“一方诸候”。而真正获得毛主席高度赞赏并被誉为“苏维埃模范省”的,只有方志敏领导的赣东北革命根据地。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导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已成定局,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面对当时的危急形势,中革军委决定派遣红七军团(对外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向闽、浙、赣、皖一带进军,一方面沿途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另一方面试图以这一行动牵制国民党军队,以配合中央红军主力实行即将开始的战略转移。7 月 7 日,北上抗日先遣队 7000 余人自瑞金出发,经闽东、浙西、闽北等地,历时近四个月,沿途大小战斗数十次,于同年 10 月到达闽浙赣省化婺德县的重溪。11月4日,红七军团与红十军合编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团。

        当时正值闽浙赣根据地军民全力粉碎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最危急时刻。由于“左”倾路线的影响,使得闽浙赣苏区红军东堵西击、穷于应付,苏区面积日益缩小,终于被敌军逼近了根据地首府——葛源。方志敏请求把闽浙赣党政军领导机关迁移至闽北根据地,把赣东北中心区变为游击分区,缩小目标、分散行动,这是为了适应当时反“围剿”形势的一个正确建议,但遭到中央军区否决。(此时中央红军主力已经出发长征,中革军委指示:红十军团成立后受留在中央苏区的中央军区直接领导指挥)中央军区命令红十军团悉数出动,集结兵力到外线去打大仗。当时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已经一个多月,南方各地革命斗争的处境日趋艰难,红军部队应当以根据地为依托,化整为零转入游击战争。然而中央军区不仅没有适时转变战略,反而草率地命令东南地区仅有的这一支红军主力——红十军团远离根据地向皖南出击,集中大兵团打无依托的运动战。这显然是继续贯彻“左”倾错误路线,是造成红十军团后来兵败的主要原因。虽然方志敏明知此去凶多吉少(因为要进入国民党统治心腹地区直至进逼蒋介石首府南京,必然遭到重兵围攻),但仍然还是抱着“党要我做什么,虽死不辞”的态度带领部队出发北上。

        红十军团指挥部决定在安徽省太平县谭家桥伏击国民党军。谭家桥镇污泥关一带地形十分险要,是打伏击的好地方。但此役红军兵力部署不当,没有正确分析部队特点从而做到扬长避短。摆在战场正面的第20师、第21师组建才一年多,一直在苏区作战,缺乏野战经验,难以担负主攻任务;而第19师擅长运动战,野战经验丰富,战斗作风顽强,却没有担任主攻任务。方志敏等人对此部署持有异议,但军团长刘畴西却固执己见,认为第 20 师、第 21 师战斗力比第 19 师强。这一失误把红10军团带上了全军覆没的道路。14 日上午 9 点多钟,敌军进入设伏地区,红军突然发起攻击,敌人顿时惊慌失措,陷入一片混乱,起初战场形势对红军十分有利。但敌军补充旅旅长王耀武迅速指挥部队利用优势装备抢占公路两侧制高点,反过来居高临下,顿时第20师、第21师冲向公路的攻击竟变成了仰攻,由主动陷入被动。红军一连发起四次冲锋,仍然不能扭转战局。19师师长寻淮洲因不服刘畴西的错误安排,将19师主力布置在污泥关以南,导致20师、21师出现困难时增援不及。眼见污泥关被国民党军占领,寻淮洲亲自上阵冲锋,被一颗流弹击中,不幸牺牲。败局已定,军团首长决定撤出战斗,向茂林地区转移。谭家桥之战是红 10 军团转向外线作战后的第一个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次战斗。初战失利,整个部队陷入被动而不能自拔,此后始终不能摆脱国民党军追击,逐渐陷入重重包围。

        转移过程中,由方志敏、粟裕带领伤病员、机关后勤人员800人为先头部队,走在前面。主力则由刘畴西率领,在后面边打边撤。先头部队没有停留地一直走到闽浙赣苏区的边缘江西省德兴县陈家湾村才停下来休息。而刘畴西到达浙江开化县杨林地区后,顾虑部队疲劳,就地宿营,第二天才继续前进,耽误了突围时机。16日,方志敏致信刘畴西,要他趁敌人的封锁线还没有完全形成之前立即向德兴县陈家湾村前进,与先头部队会合。天黑后,方志敏接到刘畴西的回条称:“部队疲劳,本日不能到达陈家湾村。”方志敏顿时心急如焚,马上召开主要领导干部会议,心情沉重地说:“同志们,情况非常紧急,敌人每时每刻都在增加对我们前阻后追的兵力,而我们的大部队今晚不能赶到这里,这就需要我前去协助刘畴西同志带队伍速回苏区。尽管苏区的情况不像我们原来想象的那样,但现在唯一只有回苏区了。到了苏区,总是会有办法的。为此,我宣布由粟裕同志率领队伍,今夜冲过敌人刚形成的封锁线,进入德兴县大十坪村附近,占领阵地,准备粮食,于明晚配合地方武装,掩护主力突围!”当时干部战士都劝他不要回去,因为这一去很可能就回不来了。他说:“党把这支队伍交给我,我有责任把它带出来。大部队尚在后面,在责任上我不能先走。”方志敏送走粟裕和部队后,连夜带着10余人的小分队,又返回了敌人的包围圈,几经翻山越岭,终于在怀玉山里找到了正在睡觉的刘畴西及其部队。当天晚上,红十军团主力发起几次冲锋,都没有成功。天亮后,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第二十一旅,浙江保安师等都赶到了怀玉山。敌人以14个团一万多人相当于红军7倍的兵力,把怀玉山团团包围起来。18日,敌人开始进山“追剿”,红十军团主力多次突围均未成功。至29日,被围困的红十军团指战员弹尽粮绝,大部分壮烈牺牲,最后只剩下80多人。方志敏已经7天没吃东西了,饿得两腿站不稳,仍带领战士翻山越岭,鼓励战士们说:“吃不得苦,革不得命。苦算什么,越苦越要干。” 突围无望时,方志敏命令机要员把文件和密码烧掉,说:“党员无论什么时候都要保守党的机密。” 有的战士流露出悲观情绪,方志敏说:“我们只是一支小部队,红军主力还在,胜利仍然是我们的。共产党是永远打不垮的!” 由于警卫员魏长发被抓叛变,交代了方志敏藏身的地方,方志敏很快被捕了。

        方志敏被俘后,毫无惧色,正气凛然。敌人将他押往南昌途径弋阳县城时,企图在城内召开“庆祝大会”借以恐吓群众。当时南方苏区已经全部沦陷,但弋阳农民听说方志敏被押来示众,群情激奋,很快聚集了3000多人,扛着锄头、扁担,手持镰刀、棍棒,准备劫车救人。押送方志敏的敌人得知县城已是镰刀、锄头的海洋,不敢进城,直接绕道奔南昌而去。2月7日,敌人在南昌豫章公园召开“庆祝生擒方志敏大会”。虽然方志敏此时已经失去自由,但敌人如临大敌,在公园周围布置了大批军警警戒,街上也架起了机关枪,严禁行人穿行。一位美国记者是这样记录当时的情景的:“戴了脚镣手铐站在铁甲车上的方志敏,其态度之激昂,使观众表示无限敬仰。即使是蒋介石参谋部之军官亦莫不如此。”方志敏在狱中文稿里也写下了当时的心境:“我昂然地站着,睁大眼睛看台下观众。我自问是一个清白的革命家,一世也没有做过一点不道德的事,何所愧而不能见人?”敌人没想到,这样一个精心布置的庆祝大会,反而给方志敏提供了宣传革命思想的大好机会。上海英文报纸《字林西报》记者询问方志敏有何感想,方志敏侃侃而谈:“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就是不惜生命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为民族独立而奋斗。我很高兴为自己的民族而牺牲。”对于方志敏这样的中共高级干部,敌人费尽心机,务必要说服他投降。他们一方面将方志敏与其他在押人员区别对待,在生活上给予特殊照顾,每日三餐,随意饮水,意图造成方志敏与其他狱友之间的猜忌隔阂。另一方面,他们派出从国民党弋阳县长张抡元到省党部执委王冠英等各色人物轮番上阵,游说劝降。但方志敏意志坚决,不为所动。国民党南昌绥靖公署军法处副处长钱协民见劝降数日未见效果,决定亲自上阵,打亲情牌劝降方志敏。

        钱协民假惺惺地问:“方将军,你现在身陷囹圄,想必很挂念孩子与夫人吧?若想与他们见面,兄弟可以帮忙安排。”

        方志敏说:“我共有五个孩子,都很小,我与妻的爱情不坏,因为,我们是长期同患难的人。但我已到这个地步,妻和孩子哪还能照顾到,我只有抛下他们。”

        “那倒不必,妻和孩子,是不能而且不应该抛下的。你愿不愿写信去找你的夫人前来?”

        “找她来,做什么?”方志敏警惕起来。

        “找她来,当然有益于你,这就表示你已经倾向于我们了。”

        “倾向”意即投降叛变。方志敏说:“倾向于你们这些狗?不能够的。”

        钱协民强压心头怒火,阴沉着脸说道:“我想向你进一步忠告,你们既已失败至此,何必尽着固执,到国方来做事好了。不然杀了多多少少你们那方的人,何以还留着你们不杀呢!老实说,上面要用你们啦,收拾残局,要用你们啦!”

        “我可以告诉你,要知道,留在苏区的共产党员,都是经过共产党的长期训练,都是有深刻的主义的信仰的。”说罢,方志敏轻蔑地看着钱协民。

        眼看费了一番口舌仍没有任何效果,钱协民眼珠一转,又说:“你可知孔荷宠,他现在极蒙上面信任,少将参议!每月有五百元的薪金!”

        孔荷宠曾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34年7月投敌,由于他掌握有大量秘密,因此给党和红军造成巨大损失。孔荷宠投降国民党后,为表忠心,还组织便衣别动队,专门袭击红军游击队,很多红军指战员与群众都死在他的手上。

        方志敏说道:“他是个无耻的东西!我不能跟他一样。我不爱爵位,也不爱金钱。”

        钱协民见劝降毫无效果,停止扭捏作态的表演:“方志敏,你再执迷不悟,就只有枪毙了!”

        方志敏说道:“我完全知道这个危险!但处在这事无两全的时候,我只有走死的一条路。”

        钱协民悻悻而归。

        但敌人仍不死心,国民党高级将领、南昌绥靖公署主任顾祝同又亲自来到牢房劝降,但得到的依然是方志敏的痛斥:“投降?你国民党是什么东西!—— 一伙凶恶的强盗!一伙无耻的卖国汉奸!一伙屠杀工农的刽子手!我们与你们反革命国民党是势不两立的,你法西斯匪徒们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绝不能丝毫动摇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是铁一般的坚硬的。”

        方志敏的大义凛然,连敌人的报纸亦不得不喟叹:“方志敏反对一切提议,态度非常强硬,看来他到死也不会动摇的!”

        南昌绥靖公署军法处见方志敏毫无投降之意,便向上呈报要求将方志敏杀害,但南京回文却是“缓办”二字。原来,蒋介石仍然对劝降方志敏抱着一丝希望。

        后来,为了方便劝降,军法处将方志敏从三等号转到优待号单独关押。优待号宽敞明亮,桌椅齐备,亦可读书看报。方志敏利用这样的条件,加快了此前已经开始的写作。他一面要殚精竭虑构思,一面又要防备敌人随时可能闯进来检查,就在那样的环境下,先后写下《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我们临死以前的话》《在狱中致全体同志书》《可爱的中国》《血!——共产主义殉道者的记述》《清贫》《给某夫妇的信》《狱中纪实》《赣东北苏维埃创立的历史》《记胡海、娄梦侠、谢名仁三同志的死》《给党中央的信》等16篇共约13万字的文稿和信件,成为他留给党的一笔极其珍贵精神财富。在这些文稿与信件中,充满着方志敏对信仰的坚守、对理想的追求:

        “我们虽囚狱中,但我们的脑中,仍是不断地思念着同志们的奋斗精神,总祈祷着你们的胜利和成功!我直到现在,革命热忱仍和从前一样。”

        “我坚信在国际和中央列宁主义领导之下,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必能在不远的将来得到全部成功!”

        “共产主义世界的系统,将代替资本主义世界的系统,而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人类,从痛苦死亡毁灭中拯救出来!”

        “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绝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为着共产主义牺牲,为着苏维埃流血,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啊!”

        “我死后,我流血的地方或在我瘗骨的地方,或许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来。这朵花,你们可视为我的精神寄托吧!在微风吹拂中,如果那朵花上下点头,那可视为我向为中华民族解放奋斗的爱国志士致以革命的敬礼!如果那朵花左右摇摆,那就视为我在提劲儿唱着革命之歌,鼓励战士们前进啦!”

        这些方志敏在牺牲前写给党和战友们的告别信,洋溢着革命英雄主义与乐观主义气概,其词情真意切,其志坚硬如铁,充分展现了一个纯粹的共产党人与坚强的革命者的光辉形象与伟大情怀。生命是宝贵的。假如投降,方志敏就能活下来,但他选择了舍生取义。他的生命虽然短暂,但他呕心沥血凝结而成的文字却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他的光辉形象一直在人们心中闪耀,他的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座历史丰碑。

        1935年8月6日凌晨,敌人将方志敏押到南昌市下沙窝秘密杀害。

        方志敏牺牲前后,他所写的文稿分期分批通过向影心、程全昭、高家骏、胡逸民4人之手,辗转送到党组织手中。胡逸民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同盟会,系国民党元老。他长期任职于国民党司法系统,曾任国民党中央“清党”审判委员会主席,先后担任南京中央军人监狱等三个监狱的监狱长。因国民党内部派系倾轧,被蒋介石投入狱中。方志敏从普通号转到优待号以后,就拘押在胡逸民对面。过了一段时间,两人渐渐熟了起来。蒋介石授意胡逸民劝降方志敏以“将功折罪”,结果胡不但没有真正劝降,反而把自己的这个“秘密使命”和盘托出。方志敏听了像早有所料似的嗤鼻一笑:“老胡,投降那是大笑话……即遭失败,自无他言,准备牺牲就是了。真正的革命者只有被敌人残杀,而没有投降敌人的。”这种共产党人顶天立地的气概,让胡逸民彻底折服,从此他和方志敏成了真诚的朋友。方志敏每天不停地写。长时间的工作、痛苦的反思自责,加上肺痨咳血,使他日渐消瘦。胡逸民忍不住问:“你在狱中还写这么多东西,到底做何打算?”方志敏答道:“我决心留下一点文字,以明心志。只怕要送出去可就难了……”胡逸民当即表示,如果方志敏信得过,这件事就交给他来办。由于胡的身份背景特殊,所以除了没有人身自由以外,享有很大程度的优待照顾,不用戴镣,连姨太太向影心也可以随时进出监狱侍奉他。方志敏的第一批文稿正是通过向影心带出监狱的。高家骏则是监狱里的文书,通过和方志敏的接触,同样为他的高尚人格和丰富学识而受到感召,被方志敏争取,开始为他买报纸、递纸条,后来又要女友程全昭为他送文稿。方志敏写作的机会,是向敌人说要写一篇关于他从事革命斗争的经过与赣东北苏区的详情而得到的。敌人以为能得到方志敏的“交待材料”,才提供了纸笔。他们也防着方志敏写其它的东西,更不能让那些东西流传出去,所以在每张纸上都做了编号。但是敌人怎么也想不到,方志敏入狱不久,就把看守所所长凌凤梧等一批大小狱吏,发展成了自己的支持者。给方志敏供应纸笔的高家骏,自然很方便做些手脚,让方志敏真正的写作不为人知。方志敏还让高家骏帮他弄一些米汤。高起初不明所以,后来方志敏托他传递文稿时,发现有不少是空白纸张。方志敏告诉他,这些要用碘酒擦过才能显出字来——这是最简单的密写方式,使用的是“碘遇淀粉变蓝”的化学原理。方志敏在送文稿出去这件事上也非常谨慎,不仅用米汤写密件,而且把每一个细节都考虑得十分周全,每次只交给一两件,绝不多带——这样万一途中出了问题损失也不会太大。方志敏写好的文稿逐渐增多,如何躲过敌人的眼线成了一个难题。他在墙上挖了个洞,把文稿放在洞中。这个洞他只告诉了高家骏。洞有半块砖头大小,外面用纸糊着,刚好被床沿挡住。方志敏提防着敌人随时可能杀害他,因而嘱咐高家骏,如果他遇害了,请高家骏一定把这些文稿取出,想办法交给共产党的组织。高家骏的女友程全昭在第一批文稿送出后因路费用完,直接返回了杭州家中,没有回南昌复命,后来高家骏干脆请“长假”去为方志敏送文稿,走了就再也没有回去。最后一批文稿是在胡逸民出狱时带出的,而这个时候方志敏已经被害了。

        方志敏牺牲五年后,时任八路军参谋长兼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负责人的叶剑英读罢他在狱中写下的文稿,含泪题诗一首:

        血染东南半壁红,

        忍将奇迹作奇功。

        文山去后南朝月,

        又照秦淮一叶枫。

        文天祥为江西吉安人,字宋瑞,号文山,南宋时期著名的民族英雄。在这里叶剑英将他比作文天祥,实不为过。毛泽东同志在登莫干山时对汪东兴说:“方志敏同志是有勇气、有志气、而且很有才华的共产党员,他死的伟大,我很怀念他。”胡锦涛同志在纪念方志敏百年诞辰座谈会上评价说:“方志敏同志一生对革命事业的耿耿忠心;在他身上体现的崇高品格和浩然正气,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他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断开创事业发展的新局面;他始终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不屈不挠,英勇奋斗;一身正气,清正廉洁,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和革命气节。”习近平同志曾经深情地说:“我多次读方志敏烈士在狱中写下的《清贫》。那里面表达了老一辈共产党人的爱和憎,回答了什么是真正的穷与富,什么是人生最大的快乐,什么是革命者伟大的信仰,人到底怎样活着才有价值。每次读都受到启示、受到教育、受到鼓舞。”

        1962年,江西省人民政府在南昌市郊梅岭修建方志敏烈士陵园;1964年,毛泽东主席亲自为方志敏烈士题写墓碑。1985年,《方志敏文集》出版发行,邓小平为该书题写书名。党和政府还分别在南昌、弋阳等地修建了方志敏陈列馆、方志敏纪念馆、方志敏广场等纪念场馆、设施,供后人瞻仰、缅怀这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2009年9月10日,方志敏被中宣部等11部门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时光荏苒,沧海桑田。今天,追溯方志敏战斗的不平凡的一生,重温他一个又一个动人的故事,仍可给我们新时代的共产党员启示与借鉴良多:

        一、关于理想。当被数倍于己的敌人包围,几千人的队伍牺牲到只剩下几十人,弹尽粮绝,饥寒交迫,到了处境最艰难的时刻,他仍然鼓励战士乐观坚强;当失去自由变成了囚犯,手上戴着铐脚上拖着镣被拉着游街的时候,他没有一丝羞愧、半点窘迫,反而表现出一股凛然正气,即使是国民党的官员也不得不对他肃然起敬;当死亡一步一步地临近,他不仅能“笑谈生死”,还不忘“爱护中国、拯救中国”,疾呼救国救民于水火,夜以继日、满怀憧憬地写下十几万字的爱国主义文章。只有具备坚定理想信念的人才能做到这样。方志敏的理想就是取得革命胜利,实现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就是让自己的祖国站起来、民族站起来、人民过上幸福生活。虽然他知道看不到这一天了,但是他坚信一定有这么一天。为了这样的理想信念,他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对照方志敏的理想,我们可以审视一下自己:在大是大非面前能不能做到旗帜鲜明?在风浪考验面前能不能做到无所畏惧?在各种诱惑面前能不能做到立场坚定?贫穷落后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发展经济、实现共同富裕、让全体人民都过上好日子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而日益发达的市场经济必然给每一个人的思想、认知带来不可避免的影响和冲击。党员干部也是人,不是神仙;如果没有远大的理想、坚定的信念,就很难抵御金钱、权利、美色以及形形色色各种思潮的侵袭,从而迷失自我、迷失方向,走上歧途。什么样的理想才算得上远大理想?这要从我们党的最高理想说起。实现共产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理想。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主义是通往共产主义的必经之路,而且路还很长,可能要几代甚至十几代人才能实现。但不能因为道路漫长,就认为共产主义是虚无缥缈的幻想。总有一天,党要实现这个伟大的奋斗目标。这是一个信仰问题。对党的最高理想至诚笃信,是对每一个党员的基本要求,要烙在心底,而不是挂在口头上。同时,坚定的理想信念必须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深度理解、对历史规律深刻把握的基础之上。这样,就要全面深入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保持对远大理想和奋斗目标的清醒认识和执着追求,并把学习成果自觉地转化落实到当前努力为党为国家工作、为人民服务的实际行动中去。

        二、关于清贫。在监狱里,方志敏留下了咏志名篇《清贫》。他在结尾写道:“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 ”在他看来,清贫就是要洁白朴素。所谓洁白,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干净”,不贪不占、不拿不要。今天我们讲坚守清贫,不是说一定要像先辈那样吃糠咽菜过苦日子,而是强调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和清正廉明的基本守则。面对当下物质极度丰富的社会,清贫朴素的生活方式能让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保持对工作对事业的高度热情和恒久初心。2014 年 5 月 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同中央办公厅各单位班子成员和干部职工代表座谈时指出: “廉洁自律,必须筑牢思想防线,加强主观世界改造,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加强党性修养,做到持之为明镜、内化为修养、升华为信条。要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当干部就不要想发财,想发财就不要当干部。为什么要在为党和人民服务的岗位上戴着假面具去干那些伤天害理的事?! 自己的良心难道一点没有发现吗? 睡得着觉吗? 把这些事情想清楚了,干事自然有底线,自然有高度,自然不会做那些充满了诱惑、可能掉入陷阱、可能一失足成千古恨的事情。”贫困而有节操、物质贫乏而精神富有,是对共产党员的清贫最具体最生动的诠释。清贫是植根于一个真正的革命者、真正的共产党人心底勇往直前的精神力量,是必须坚守的气节品格。坚守清贫,为党的革命事业艰苦不懈地奋斗,是新时期的共产党人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作为红军高级领导人,坚持和普通战士一样吃野菜米糠粥;作为直接掌管巨额财政资金的苏维埃政府主席,却不肯拿出一个铜板接济贫寒的母亲;作为致力于发展苏区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深得各界爱戴的根据地创始人,却坚决不接受商人朋友赠送的一块布......对照方志敏的清贫,我们可以审视一下自己:看到别人开着豪华小车,我们有没有羡慕过?看到别人迎来送往、灯红酒绿,我们有没有心里不平衡过?看到别人挥金如土而自己囊中羞涩,我们有没有想要“改变”过?过去物质条件普遍艰苦,带头艰苦奋斗、无私奉献是对共产党员的基本要求;今天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物资极大地丰富、生活条件极大地改善,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安守清贫,同样是对我们共产党员的基本要求。我们参加各种管理工作,涉及各种经济活动,免不了与钱打交道、与商人有来往,免不了受到钱财美色的诱惑与考验。对此,必须保持高度警惕戒备,必须时刻摆正自己的位置,保持与管理服务对象正常、正当的关系,防止“失足”滑下水去。可以说,守住清贫就守住了安身立命之本,守住清贫就守住了立业兴业之基。新时代我们要牢记并传承方志敏的伟大清贫精神,勤俭朴素、克己奉公、一心为民,始终做一个干干净净的共产党人。

        三、关于创造。从漆工镇警察所“两条半枪”闹革命到发动轰轰烈烈的弋横暴动;从“上名字”、喝鸡血酒拉起农民武装到建立正规的革命军队;从一次又一次挫折失败到不断巩固扩大根据地;从发展对外贸易到发行第一张红色股票;从修建列宁公园到兴办各种工厂搞活苏区经济,这些无一不是方志敏敢于创造、善于创造的表现。对照方志敏的创造,我们可以审视一下自己:在稳定优越的环境下是否已经变得贪图安逸、不思进取?在顺境当中成绩面前是否已经变得目光短浅、思想漂浮?在面对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时是否已经开始变得思维僵化、力不从心?世界总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要适应社会不断发展变革的大趋势,就必须充分认识到这一基本规律,主动去学习去创造去引领。在改革创新发展的进程中,不可避免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挑战甚至失败,但决不能因此就消极气馁,回避矛盾问题。回顾我们党的100年奋斗史,党从幼稚走向成熟,亦经历了许许多多的挫折与磨难,才有了今日之辉煌成就。同样,我们每一个人,要想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有所作为,也不可避免会犯一些错误、走一些弯路。只有具备了愈挫愈勇的革命斗志,始终保持不畏艰难、不怕牺牲、敢于创造的蓬勃朝气,才能不断取得新的进步新的成绩。

        四、关于担当。1931年曾洪易以“中央代表”的身份改组赣东北特委,剥夺了方志敏对赣东北党和红军的指挥权。之后又在赣东北苏区掀起肃反狂潮,把大批持不同意见的党政军领导干部和群众打成“AB 团”“第三党”和“改组派”;采用“逼、供、信”等手段,严重混淆敌我界限,造成大批冤、假、错案,不少领导骨干被错杀,其中就包括赣东北根据地、红十军主要创建人之一的吴先民。方志敏为保护吴先民而与曾洪易抗争,被曾洪易关警闭,还强迫写检查。吴先民被错杀后,以曾洪易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为了向中央报功,不分青红皂白,刑讯逼供,捕了又捕,造成肃反扩大化。一时间赣东北苏区人人自危,群众恐慌,干部消极甚至逃跑。即使在那样令人无奈、悲愤、压抑的关头,方志敏也从没有动摇对党、对革命的忠诚信念,他始终坚信那只是一小部分人歪曲了真理,光明终将回来。他恢复工作后,就立即着手纠正肃反扩大化的工作,将肃反“监狱”改为“劳动感化院”和“裁判部”,并抽调一批优秀干部作为省苏特派员深入各地了解和平反“AB团分子”冤案,释放了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直到被捕入狱后,还不忘深刻反思总结这段历史给党带来的沉痛教训。在当时,指出肃反的错误并分析其原因是需要极大政治勇气的。在闽浙赣苏区进行第四次反“围剿”的关键时期,中央决定调红十军到中央苏区作战,这一消息在闽浙赣省党政军各机关团体引起强烈反响。很多人认为中央这一命令是要控制闽浙赣苏区,企图毁掉这块根据地。方志敏也深知红十军作为闽浙赣苏区的唯一一支正规红军部队,此时调走对苏区意味着什么。但既然中央既已作出决定,一是为顾全大局,二是出于对中央的高度信任,他选择了无条件地执行中央的决定,耐心细致地给官兵做思想工作并一再告诫同志们: “我们一切都该听中央指挥,尤其是军事,更要集中与统一。”危急时刻,他本已率领先头部队冲出重围,可为了把主力部队救出来,他不顾个人生死,又返回敌人的包围圈,以至自己最终身陷囹圄。每一次关键时刻的毅然抉择,都体现了方志敏尽责担当、顾全大局的崇高品德和风范。对照方志敏的担当,我们可以审视一下自己:在推动改革任务落地的过程中,有没有怕得罪人而不敢较真动硬?在推进项目实施的过程中,有没有怕出问题而不敢迈步?在出现问题后首先想到的是马上解决问题承担责任、还是企图掩盖问题推脱责任?担当本质上就是敢于承担责任。肩扛千斤,谓之责;背负万石,谓之任。必须负的责,迎着风险也要去担起来。自从举起拳头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我们就应当明白:做一个共产党员,是要带头吃苦耐劳的,是要带头冲锋陷阵的;不是用来追求安逸享受的,不是拿来谋取个人利益的。而要成为一个合格的纯粹的共产党员,就要在党言党、在党忧党、在党爱党、在党护党,以党的目标为最高目标,以党的利益为最高利益,去除一切私心杂念,去除一切与“党员”这个神圣名号不相符的成分。只有将个人的工作融入党的事业、将个人的追求遵循党的理想、将个人的前途服从党的大局,才能实现真正有益的个人价值。也只有这样,才能在新时期许多更复杂的斗争中炼就铁骨头和硬本领,担负起党交给的职责使命。

2021-10-25

虎渡河拾趣
赞荆江分洪闸

学党史、悟思想:方志敏的故事告诉我们什么?

发布时间:

  • 1
  • 2
  • 3
  • 4
  • 5
  • 6

荆江之窗

工作动态

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
本网站由阿里云提供云计算及安全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