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至民国时期
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发展到明清，已由盛至衰，逐步走到崩溃的边缘。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腐败无能的清政府签订了卖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中国从此走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道路，直至辛亥革命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建立到国民党政府撤出中国大陆，短短37年时间，中国又经历了光明与黑暗的较量。最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
由于受社会重大转型的影响，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化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促使了中国文化由古至今的转变；外来文化的影响，促进了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进程。长江文化汇入中华文化的大潮，在中华文化的转型过程中发挥着积极作用。
一、明清时期
晚清时期，由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都陷入历史最黑暗的时期。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先后强迫中国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取得了在中国领土上割地、租界、通商、办工厂、开银行、驻扎军队及领事裁判等特权。几乎所有的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都参与侵略瓜分中国的活动。在封建地主阶级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下，清政府终于沦为外国侵略者统治中国的驯服工具，中国由此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维新运动、义和团运动，直至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中华文化自新文化运动后，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开始了由古至今的转变。长江文化在这场文化的变革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水利与经济
(1)明清时期，长江流域洪涝灾害已较为频繁。据历史记载，长江发生的最大的一次洪水就在清同治九年(一八七年)，川、鄂、湘、赣、皖等省许多县份都遭水淹，灾情极其严重。如长江中游地区的灾情以湖北公安最为严重，松滋、石首、监利、嘉鱼等地尽被淹没。明初荆江段仅剩郝穴、调弦、虎渡三口，而这场大水造成松滋县因大堤溃决，冲成了今日之松滋河泄水通道，荆江四口由此形成。晚清至民初，为了应付长江中下游沿江地区频繁的洪水灾害，在原有堤防的基础上，重点在荆江、皖北沿江、汉江中下游、洞庭湖和鄱阳湖等江段修筑堤防。到清代，3100多公里的长江干堤已经形成。长江干堤，上起湖北江陵县枣林岗，下至长江三角洲一带，纵贯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五省，是抵御长江洪水的重要屏障。为了增强湖泊调蓄洪水的能力，这一时期长江中下游湖泊的治水工程主要在太湖、洞庭湖、鄱阳湖区。洞庭湖、鄱阳湖及濒江湖泊洼地以垸堤的兴建堵复为主；太湖区则以塘浦和入海河道的疏浚为主。江浙海塘到清代已由局部连成一线，从土塘演变为石塘，成为防御潮水灾害的重要屏障。
鸦片战争到民国时期，不同于以前的政治、经济背景，近现代长江水利开始创建。首先成立了专门的治江机构，初步形成了一支很小规模的工程技术人员队伍和技术工人队伍。如1922年成立了扬子江水道讨论委员会，以后又陆续改为扬子江水道整理委员会、长江水利工程总局。但设置的机构更多地陷于空谈，仅进行了有限的水道测量、水文测验和水道整治，兴建了一些规模不大的水电、灌溉、航运和堤防工程。
鸦片战争后因国际市场需要，湖北、江西、四川等省大量种麻，成为全国外销麻的主要产区。由于湖南茶叶出口量大增，茶商都聚集安化制造红茶，于是以安化为中心，形成了湖南最大的茶叶产区。贵州的鸦片种植则成为农业生产的特殊品种，到处废田而种罂粟，至19世纪末，竟发展到凡开垦之地半种“洋烟”的地步；田粮赋税、兵差丁役、高利贷和水旱灾害，以及连年不断的战乱，遍及流域各地，仅湖南一省就因荒田而减少耕地40%，中国已逼向崩溃的边缘。
由于帝国主义资本的侵入和渗透，长江流域工业畸形发展，具有两重属性，即买办性及民族性。鸦片战争以后，英、美、日、德等帝国主义纷纷在长江沿岸的上海、汉口等城市投资兴建纺织、面粉、卷烟、造纸等工厂。1900年英商更攫取了安徽铜陵铜官山的采矿权。
在外国商品倾销和外国投资刺激下，晚清时期已处于萌芽状态的长江流域民族工业随之兴起。一些有识之士兴起了洋务运动，长江流域成为“洋务运动”的重要基地。他们提出“自强求富”的口号，在兴办军事工业的同时，也兴办了一批以“求富”为目的民用工业。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长江流域成为全国通商口岸最集中的地区。
在长江沿岸，中上游的四川、湖南、湖北等省工商业初步兴起，下游上海等地工商业进一步繁荣，长江流域的通商口岸逐步增多，如上海、南京、武汉等。
长江上游以四川成都和重庆为代表的工商业比下游起步晚。1900年重庆吉厚祥布厂的设立，成为四川民族资本主义的先驱。四川省兴办的工矿企业涉及到火柴、织布、造纸、印刷、采矿、盐业、糖业等多种行业，尤以重庆、成都两地工业发展较快。
长江中游湖北武汉的工商业发展迅速。“汉口的拥挤在中国的城市中达到了独一无二的水平”，“在整个19世纪的中国，很可能汉口是人口最密集的地方”（《武汉市志》P161页）。汉阳铁厂，以及造船、造纸、棉纺等工业已初具规模；汉口的码头沿江遍布，并出现了铁路等设施。商埠码头店铺林立，再加上这里经营进出口贸易的各式洋行、各类洋商，商业贸易极为繁荣。
直到清道光末年，上海还是一个小镇。清末频繁的战争和畸形的商业繁荣使上海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移民城市。《南京条约》签订后，上海又是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中国的基地，是当时全国最大的通商口岸。1850～1860年10年间，上海进出口船舶吨数已占全国进出口船舶总吨数的1/4左右。上海首先出现了官办军火工业，建立了江南制炮局和江南制造厂等。随之织布、纺纱、制麻、肥皂等工业相应发展，成为长江流域重要的工商业基地。长江下游无锡、南通、常州、苏州等城市的民族工业也发展起来。
2.科学技术
鸦片战争期间，浙江嘉兴县丞龚振麟改传统的泥模铸炮法为铁模铸炮法，提高了铸炮效率和质量。所著《铸炮铁模图说》一书，成为世界上最早论述铁模铸造法的科学著作之一。
郑复光撰写的《镜镜讠令痴》为中国近代光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是近代国内第一个有成就的光学家。
长江各通商口岸大力引进西学、西艺，上海、南京、武汉等口岸成为洋务事业和传播西学西艺的重要基地。在吸收与创新过程中初步奠定了国内近代科技的基础。后人称无锡人徐寿为“化学之父”，由他制订的一套化学中文名称，至今仍在使用。徐建寅为徐寿之子，父子俩建造了中国第一艘现代轮船“黄鹄号”。华蘅芳、华世芳兄弟积极翻译介绍西方的数学及其他科学，成为传播西方科学文化的先进人物。另外，那一时期，许多留学人员回国后为近代科学作出突出贡献。如江西婺源人詹天佑，他设计建造的京张铁路，被认为是中国铁路史上一个最光辉的起点。
3.思想与文化
鸦片战争期间，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引起国人的共鸣。他作为晚清学术运动的启蒙人物，提倡经世致用，复兴今文经学，突破旧汉学束缚而为新学新声。两湖地区成为新学首先盛行之地。随后，曾国藩又在“桐城派”的基础上倡导了“湘乡派”的士风，并形成一种体系。继而张之洞在湖广力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后有戊戌变法新政，湖南、湖北均有积极反应。再后又有黄兴、陈天华、宋教仁为代表的两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集团，湖湘文化对中国近代文化的影响越来越明显，甚至左右着中国近代政治思想领域的变化。
由于战争的急需，当事者多把学习西方技术局限于仿造西方火炮和兵船。以后复兴的经世致用运动由注重“治内”转向“师夷”与“御外”。这一时期的经世派将目光从封闭的中国转向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并以经世致用的思想去了解世界历史和现状，学习西方科技文化，以求富国强兵和御侮之路。这种“师夷长技”的思想为同时期的洋务派所用，并有了很大的发展。以培养新式外交、军事、科技人才为核心的洋务教育在全国逐渐展开，各地兴办了一批具有现代意义的学堂，长江流域尤为集中。兴办新式教育是传播与建设近代文明的重要内容。新式学堂的建立促进了西方科技文化与军事技术的传播；同时也培养出大量的近代科技、外语与军事人才，为改革旧式教育提供了经验。清末，终于废除了传统的科举制度，建立了全国统一的近代教育体制。
以上海为代表的长江中下游，继维新运动之后，又一次成为晚清社会文化变革和舆论的中心。越来越多的革命志士汇集在这里，创办学校，发行报刊，出版进步图书，宣传民主思想。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又积极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二者结合，最终在上海地区产生了风格独特的海派文化。
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海派文化是一种具有近代中国特色的民主主义、爱国主义的新文化。在西方物质文明的影响下，海派首先建立起来的是近代工商业文明。随着近代上海城市发展，上海兴建了各种近代西方城市文化设施如图书、报纸、期刊、图书馆、博物馆、戏院等。
中国最早出版的新闻著作，是1902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闻学》（又名《欧美新闻事业》），杜平群著)。以后，上海不仅成为报刊的发祥地，也成为新闻理论的发祥地。根据《中国新闻年鉴》中《建国前出版社新闻书刊名录》统计，全国共出版新闻学著作261种，其中上海出版了187种，占总数的71.6%。当时上海出版的新闻学论著，在学术水平上也处于国内领先地位。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海陆续汇集了一批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章太炎、邹容、秋瑾等，和一批近代实业家和文化人如张謇、李平书、王一亭、史量才、黄炎培等，还有一批新派的文学艺术家如徐枕亚、郑正秋、吴昌硕等。
实业家张謇，是一个具有划时代影响的人物。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30多年间，他以爱国救亡思想为动力，以江苏南通为基地，以“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为根本，坚持求实奋进精神，历尽艰辛坎坷，兴办了包括工业、农业、交通运输、水利、金融、文化教育和社会福利等诸多事业。他对教育、文化公益事业的贡献很大。他从1902年创办通州师范学院开始，经过20年的发展，仅南通地区共创办了小学370多所、中学6所、大学3所、职业教育学校4所、特殊教育2所，形成了相当完备的教育体系。此外，张謇在南通还创建了博物院、图书馆、剧场、气象台、公共体育场、公园等，为南通居民提供了一个优美而又富教育寓意的社会环境。
他还兴办慈善公益事业，设立了育婴堂、养老院、残废院、医院、育哑学校、济良所，和包括不分贫富均可入葬的义园。近代的历史学有两大特点：一是对传统史学作深入研究；二是西方史学传入中国，对新史学体系的建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些爱国人士希望从眼前的历史事变中总结经验教训，开始重视当代史的研究，为史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领域。在近代历史上，长江流域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史学家，并在全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湖南邵阳人魏源撰《圣武纪》一书，成为当时最享盛名的历史著作。
4.文学艺术
长江流域近代早期文学的代表是龚自珍、魏源的诗文和太平天国的散文。龚自珍的诗文以关心国事民瘼为先导，成为近代文学改良运动的先驱。魏源的诗文对当时的文学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其散文对后来的新体散文有先驱示范作用。中法战争后出现的报章散文在近代中国早期新闻工作者王韬开创下，表现出通俗化的新文风。这一时期还出现了由上海申报馆发行的中国最早的文学专刊《瀛寰琐记》。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长江流域逐渐成为文学改革的主战场。无论是“诗界革命”，还是“文界革命”、“小说革命”、“白话运动”，倡导者不仅为当时的政治服务，有明确的文学主张，而且还在创作中积极实践。这一期间产生了谭嗣同、黄遵宪、柳亚子、王韬、李伯元、吴趼人、刘鹗等优秀作家，他们创作了不少优秀作品。尤其到了二十世纪初期，小说创作出现了一次新的繁荣，出现了一批揭露当时社会黑暗的谴责小说。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曾朴的《孽海花》，被称为晚清四大著名谴责小说。中国近代文学繁荣的另一个标志是白话文流行，而长江流域又是全国白话文流行最早、最为普及的地区。随着上海城市经济、文化近代化成份的加大，上海人的传统风俗从衣食住行到语言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中国近代绘画由于受西方绘画透视法、着色等技巧的影响，将中国画的水平推向一定高度。晚清时上海美术团体大量涌现，既引进西洋艺术，又发展了传统的书画艺术。尤其是由周湘创办的上海油画院，专门招收有志于从事西洋艺术的学生。刘海粟等创办了国画美术学院，讲授中西洋绘画。中西艺术结合后，海派绘画艺术大为改观。江苏元和（今吴县）的吴友如1884年在上海创刊了中国第一个画报《点石斋画报》。近代的书法界普遍厌弃传统的法贴，而崇尚新出现的碑版。为此，碑学在书坛盛行，篆、隶诸书各领风骚，连贴学也有新的发展。长江流域也涌现了像包世臣、何绍基、张裕钊、赵之谦等有名的书法家。
在太平天国、义和团等农民运动以及贯穿这个历史阶段此起彼伏的反帝反封建群众革命斗争影响下，在音乐方面出现了不少反映时代生活的新民歌，长江流域也不例外，如江苏苏州民歌《十怨厂山歌》等。这一时期各地的说唱音乐也日趋成熟。如具有较长历史的苏州弹词不少宣传爱国、要求民主自由的新体弹词在群众中有一定的影响，像苏滩艺人林步青和杭州艺人杜宝林等的作品。这一时期上海、杭州、无锡等城市还有一些专门从事民族器乐演奏的社团，对民族器乐的发展、交流，起到促进作用。
近代的戏曲也有很大的发展。但明、清以来影响很大的戏曲曲种——昆曲却逐渐衰落下去。它逐渐与进京演出的安徽、湖北一带的徽调、汉调融合起来，形成属于全国首位的新的剧种——京剧。著名艺人程长庚、余三胜、张二奎并称为“京剧老三杰”，他们是将徽班发展成为京剧的开拓者。近代上海老式戏剧如京戏、昆曲等，无论从戏的内容到形式，还是戏园的形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在上海以潘月樵和“夏氏兄弟”(即夏月珊、夏月润)为主，继汪笑侬之后，通过编演《潘烈士投海》等题材的时事新戏以及在唱腔、表演、舞台布景等方面的大胆改革，创立了所谓“海派京戏”。尤其是以后梅兰芳在此基础上对京剧进行形式和艺术的重大改革，为中国京剧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辛亥革命前后，上海还出现了早期话剧。李叔同是中国话剧的开创者。1906年，李叔同和同学曾孝谷在日本新派戏的启发下，发起成立了“春柳社”。在东京，“春柳社”上演了《茶花女》，李叔同男扮女装饰演了女主角玛格丽特。1907年，王钟声导演的《黑奴吁天录》标志着中国话剧的诞生。1908年，在上海演出的《迦因小传》使话剧的形式趋于完整。
民族器乐在近代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和发展，如长江流域就出现了以上海为中心，广泛流行于江浙一带的《丝竹乐》等。沿江大中城市里有一批文人对传统乐曲作了整理、创新工作，使之保存下来。
鸦片战争后，西洋音乐传入我国，上海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受西洋音乐影响最早的地区。如，1872年狄就列(中泽民)的《圣诗谱》在上海美华书馆出版。我国首个用西洋乐器组成的管弦乐队——上海公共管乐队也随后诞生，后来发展成为在世界上也有一定影响的交响乐队。这一时期钢琴也开始在中国流行。1918年由商务印书馆刊印的钢琴谱《进行曲》，是我国出版的最早的钢琴曲谱。
尤其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文人鼓吹音乐对鼓舞士气以及进行启蒙教育的重大作用，并发展学校音乐教育。学校教育也开始引入中西音乐的教学。如1900年南京两江师范学校开办就聘请了日本教师教授音乐课。1908年由曾志斋等开办的上海贫儿院在读书之余，增设了西洋乐器课程。
中国民族音乐与西洋音乐相结合，产生了“学堂乐歌”，风行于上海、南京、杭州、武汉等地，乃至于全国。“学堂乐歌”多以“反帝”、“富国强民”、“抵御外侮”等思想为主题，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当时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要求。在“学堂乐歌”的发展过程中，最有贡献和影响的是沈心工和李叔同。沈心工是上海市人。他是我国近代普通学校音乐教育初创时期最早的音乐教师，同时也是我国学校唱歌教材最早编写者，更是“学堂乐歌”重要作者。他早期作品《学校唱歌集》最具代表性，在两年内就刊印了5版，可见其流传程度和影响的广泛。“辛亥革命”后，其作品的爱国主义思想更为突出，代表作为《黄河》。上海南洋公学师范学堂既是他的母校，后又是他留学回国后任教的学校，后为该校校长。
音乐家沈心工和李叔同创作的《黄河》、《祖国歌》等，将当时的中国音乐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李叔同的《祖国颂》以其曲调悠扬、意境深远而风靡全国，当时全国各地学校都把这首歌当作教材学唱。
1909年，是中国电影史开端的一年。美国人布拉斯基在上海开设了中国第一家电影公司，取名“亚西亚”，并请一位中国人做顾问。这位中国人就是祖籍浙江、以后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拓荒者的张石川。他与新剧人物郑正秋等组成新民公司，承包了亚西亚公司的所有制片业务，两人共同导演出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故事短片《难夫难妻》。从此电影成为从上海到长江流域乃至全国备受欢迎的艺术形式。
二、民国时期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依然未能改变。民国初期中国经历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正式成立。其后，又经历了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1.水利与经济
民国时期，长江流域平均每5年左右即发生一次较大的洪灾，汉江中下游干堤到了三年两溃的地步。每次洪水洗劫后，都造成大量的农田被淹，大量人口死亡。
为应付长江中下游各地区频繁的水、潮灾患而进行一些护岸保坍等工程。为了解决江湖毗连地区的防洪排涝问题，曾整治和修筑了民信闸、金水闸等工程。应用近代水利技术和建筑材料在长江下游太湖流域兴办电力灌溉，长江上中游地区兴办灌溉工程。成立流域机构，组织力量整治航道。长江流域在全国首次运用近代水利技术兴建了水电站。为了开发三峡丰富的水力资源，在美国萨凡奇博士等的帮助下，对三峡进行了初步的勘察，并为修三峡工程派员到美国考察学习。可当时，由于国民党忙于内乱，国力衰竭，三峡工程计划只能成为泡影。堤防因年久失修破烂不堪，防洪功能极为低下。
(2)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西方国家无暇东顾，中国民族工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民族资本家在艰难的环境中创立了一批优质的工业产品，挫败称霸一时的同类洋货，以上海、武汉为代表的长江中下游工商业先后出现了繁荣局面。20世纪20年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上海兴起。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上海的发展进入了高潮，当时那里集中着中国一半以上的轻重工业、外贸业和银行业，成为世界第五大城市，号称“东方巴黎”，外滩成为世界大商业机构夸耀财富的地方。由于贸易的昌盛，当时的汉口成为雄踞中游的长江第二大城市，被誉之“东方芝加哥”，周边的一些小城也在商贸的带动下发展起来，如沙市、宜昌等。除长江中下游等地外，四川省境内兴办了工矿企业，成都、重庆两地工业发展特别快。成都、重庆等地企业既有官办，也有商营。官办者如机器制造局、火柴厂、肥皂厂、制革厂等。商营则有电灯公司、造纸公司、天成化工厂等。重庆已成为当时上游重要的商贸城市及中转站。
繁华的背后是广大人民的极度贫困。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完全垄断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再加上众多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控制与掠夺，中国的民族经济发展十分缓慢，国力衰弱。长江流域的经济尽管在全国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仍与全国的经济一样进展迟缓。当时沿江城市仅有极少的轻工业、重工业，分布也极不均匀，劳资矛盾严重。沿江的农业始终没有摆脱靠天吃饭的局面，产量很低。连年水旱灾害，特别是1931年和1935年长江大水，使沿江本来就十分薄弱的经济受到一次又一次的摧残，劳动人民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上海、武汉等城市先后沦陷，国民政府将沿江工业西迁重庆、宜宾、贵阳等地，西南地区成为国家“后方”工业区。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沦陷区基本采取直接军事抢劫和经济统治两种方式，控制了整个华中物资的产销经营，还垄断铁路、海运、电气、电信、水产以及蚕丝生产等等。在金融方面，日本先后在华北、华中地区建立了２０余家银行。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成为大后方的金融中心，国民政府加强官僚资本在国民经济中的垄断地位，控制了全国的金融财政，实行受“四大家族”垄断的国家专卖。
共产党在各抗日根据地实行富国利民的财政经济措施，有力地促进了解放区农业、工业、商业贸易的发展。废除苛捐杂税，实行合理负担，整顿金融，建立边区银行，发展农业和工业生产，活跃边区商业，实行减租减息、自给自足的大生产运动等措施，使解放区的财政经济取得了重大成就，为支持长期抗战、改善人民生活奠定了物资基础。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全面发起内战。由于“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掠夺，美国的经济侵略，内战的巨大消耗，国家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工商企业大量倒闭，耕地大量荒芜。新中国成立前夕，长江流域的经济近于崩溃。
2.思想与文化
(1)民国初初期。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设立新青年社，创办《青年杂志》，次年更名为《新青年》。他在创刊号上发表文章，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纲领性文件。新文化运动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喊出“民主”与“科学”的口号，呼吁人性的自由与解放，吹响了向封建旧文化挑战的号角，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扫除了障碍。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新青年》一度成为党的机关刊物。
除了陈独秀外，还出现了鲁迅、胡适这两位新文化运动的先驱。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小说和杂文，其《狂人日记》、《药》等猛烈批判了封建礼教。安徽绩溪人胡适当时参与编辑《新青年》，并成为主要撰稿人。他撰写的《文学改良刍议》，对新文学运动影响甚大。
长江流域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和大本营。在新文化运动中，长江流域不仅产生了陈独秀、鲁迅、胡适这样的杰出人物，还有不少进步人士积极响应。如成都人吴虞撰文批判封建专制主义；湖南长沙人易白沙撰文批判孔子。在长江中游的武汉，恽代英等创办利群书社，经售《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共产党人》、《新青年》、《湘江评论》等革命刊物，传播马克思主义。1918年，毛泽东、蔡和森在长沙创立新民学会，首先在湖南掀起了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热潮。由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被称为全国“最有份量，见解最深刻”的刊物。“五四”运动前后，上海更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基地。１９２０年８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陈望道第一个翻译了《共产党宣言》，李汉俊翻译的《资本论入门》，先后在这里出版。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也与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广泛传播有内在的联系。
在新文化运动中，长江流域不仅已有的各类新式学校在教育内容与教学管理等方面发生了变革，还涌现了职业教育、平民教育等新型的教育事业。另外，长江流域的报刊事业更加繁荣。上海在《新青年》创刊前后，就创办了《时事新报》，并创设《学灯》副刊，加入到宣传新文化行列。
从明清发展起来的湖湘文化，到了民国初期发展到了鼎盛期。湖湘文化实际上是荆楚文化的进一步发扬光大。近代的湖湘人才辈出，产生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约占全国2/3以上，还涌现了一批文学、艺术、科学、教育等著名人士。湖北以鄂东为突出，参加辛亥革命的鄂东志士100余人中，领袖人物有黄冈詹大悲、黄安董必武等；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中，鄂东人士有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刘仁静等；文化教育界著名人士更多，如闻一多、李四光都是鄂东人。湖南在这一时期也是群星闪烁，有维新派领袖人物谭嗣同；也有资产阶级革命派黄兴、陈天华、宋教仁等；新民学会派的蔡和森、毛泽东等都是叱咤风云向旧时代挑战的人物。
他们都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代表人物。恽代英等在武汉创办了“利群书社”。《互助》杂志，毛泽东、蔡和森办的《湘江评论》，这些进步刊物，不仅介绍新思想，还积极探讨社会改造问题，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做舆论准备。这一时期大批知识分子赴日、赴法勤工俭学，尤以湖南人数最多。据1904年的统计，当时全国留日学生2395人，其中湖南学生373人，占总数的11%(《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五次报告》)。1919～1920年留法勤工俭学中，全国留法学生1600余人，其中湖南人300余人，女子30人中湖南占11人，居全国之冠。这批留法学生中许多人如蔡和森、向警予、周恩来、李立三、邓小平、陈毅、聂荣臻等，以后均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黄埔军校1～5期7399学员中，湖南为2189人，占1/4强。
(2)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政权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农村革命根据地长期对立与斗争,是这一时期历史最显著的特征。长江流域的上海、南京、武汉、重庆等沿江大城市是国民党重点统治区，实行文化专制主义，对人民进行思想统治，对革命的文化进行“围剿”。从１９２７年起，鲁迅定居上海，以文学为武器，同国民党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成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１９３1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简称“左联”，鲁迅、夏衍等都为最初的参加者。之后，“剧联”、“社联”、“美联”、“教联”、“记联”、“电影小组”、“音乐小组”、“苏联之友”等左翼文化组织相继建立，又联合组成“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接受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的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有组织、有领导的文化革命大军。以鲁迅为旗手，高举革命文学、革命文化的大旗，办进步刊物，培养进步作家。国民党对红色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的同时，也进行了文化围剿。进步书刊被查封，进步的文化机关被大肆破坏，进步作家惨遭杀害。但以鲁迅为首的革命文化大军与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鲁迅这时已由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毛主席号召：“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建立后，两党合作的报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上海出版了理论刊物《新建设》，湖南出版了《新民》杂志。有关工人运动的报刊也大量涌现，如《上海工人》、《武汉工人》。国民政府1922年创办民智书局，出版了孙中山著《建国方略》、《三民主义》等书。1927年后在南京成立了正中书局出版社，因所出书刊大多受制于官方，常与时代潮流相悖，读者不多，市场有限。
上海是中国无线电广播最先兴起的城市。早在1923年1月，上海就出现了美国人奥斯邦办的电台。1927年，上海新新公司开办了中国自办的第一座私营广播电台，中国的广播事业由此开始。
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苏区和解放区的出版工作也很活跃。当时设在江西的苏维埃政权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出版过报刊、书籍及补习课本。据不完全统计，有刊物70余种，如《少年先锋》、《红色中华》；图书约200种，如《共产儿童读本》、《中国苏维埃》等。截止1933年，在川陕革命根据地成立了12家出版局。1937年4月设立新华社，并创办《解放周刊》。
(3)抗日战争时期。“九一八”事变以后,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推动下,文艺界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开展起来，长江文化发挥了生力军的作用。
在重庆、成都办了《新华日报》、《华西晚报》、《文艺月报》、《野草》等进步报刊，在团结民众、同仇敌忾抗日方面发挥了作用。在华中等敌后抗日根据地，邹韬奋主编《抵抗》，郭沫若、夏衍等编辑《救亡日报》、《战时联合旬刊》，洪深主编《光明》等杂志，上海的漫画家首先出版了《救亡漫画》，积极做出反映。在教育方面，提倡国难教育。
抗日根据地的文化工作蓬勃开展。延安办有抗日军政大学、鲁艺、新华社、出版社、中小学、幼儿园等，并成立了新华书店，迅速在其他根据地陆续建立地区总店和分支店。这些出版机构的建立为传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另外，中国共产党还通过各种方式领导设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民营进步出版机构，出版了大量宣传抗日、宣传马列主义的革命进步书刊。最有影响的是在上海的生活书店、新知书店和读书生活出版社。生活书店的创办者邹韬奋，在出版战线上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贡献了一生，得到党和人民的高度评价。
这一时期，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文章，指明了文学文艺前进的正确方向，更指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前进的方向。
(4)解放战争时期。由于内战爆发，长江流域文化机构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因战乱有所减少。以上海为例，解放前夕新闻出版机构明显少于抗战结束后。但解放区的文化事业蓬勃发展，在解放战争中发挥着积极作用。
3.文学
“五四”新文化运动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诞生了现代文学的奠基者——鲁迅(浙江绍兴人)。鲁迅的杂文当时已露锋芒，《热风》、《坟》、《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充分地表现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精神。他的两本散文集《野草》、《朝花夕拾》，是现代文学宝库中一颗晶莹璀璨的明珠。四川人郭沫若是当时文坛又一颗耀眼的明星。他的诗集《女神》、《星空》充满了渴望自由、不断创造的爱国主义热情和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精神。另外，这一时期朱自清(江苏扬州人)、郁达夫(浙江富阳人)、闻一多(湖北浠水人)都有重要作品问世。
20世纪30年代，鲁迅在上海的杂文创作开始进入最辉煌的时期，作品分别收在《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和《且介亭杂文未编》中。除鲁迅外，长江流域还诞生了茅盾、巴金两位文学巨匠，他们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33年，出生于浙江的茅盾创作出版了中国第一部现实主义的长篇小说——《子夜》，生动而真实地表现了30年代初期民族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和金融买办资产阶级的控制和压迫下的挣扎与破产。位于长江上游成都的巴金创作了《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反映了20年代成都“一个正在崩溃的封建大家庭的全部悲欢离合的历史。”特别是《家》，是“五·四”以来反映封建大家庭生活的作品中最为优秀的一部，也是巴金的代表作。安徽作家张恨水也创作了《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姻缘》等著名小说。他一生共创作了中、长篇小说达110部以上，后来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多产的作家。
抗日战争时期，报告文学这一文学体裁应运而生，出现了许多报导战争的作品。邹韬奋在上海主持的《生活》、《大众生活》等刊物为通讯、报导提供了许多篇幅，他本人也写下了《萍踪寄语》等作品。阿英编纂的《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一书，对淞沪战役作了及时反映，是国内最早出版的一部报告文学集。茅盾主编的报告文学集《中国这一日》、夏衍的《包身工》均为报告文学的经典之作。这一时期，出生在湘西的沈从文创作了一系列以湘西为背景的小说，《边城》为其代表作。四川作家沙汀创作的《淘金记》、《困兽记》、《还乡记》，被誉为“抗战以来所出版的最好的一部长篇小说。(卞之琳《谈沙汀〈淘金记〉》)。另外，上海女作家张爱玲的小说也很有特点其代表作有《茉莉香片》、《倾城之恋》及《金锁记》。当时的诗歌创作也十分活跃。长江流域除郭沫若外，出现了不少年轻诗人，如安徽人田间的抗战诗歌、四川人何其芳。《革命——向旧世界进军》更是以磅礴的气势号召人们投入到反法西斯的战争中去。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的文学艺术创作主要围绕着“反对独裁”和“反对内战”而展开，出现了许多揭露性、讽刺性和战斗性的作品。如诗人臧克家在上海写的《生命的零度》、《宝贝儿》、《冬天》三个政治讽刺诗集，是当时最具有代表性的诗歌。这一时期长江流域小说创作最引人注意的是江苏无锡钱钟书的长篇小说《围城》，它一发表就再版了3次，此后又被译为俄、日、英、法、德、捷克、荷兰等十多种语言在国外发行，被认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优秀的作品之一。解放区和革命根据地的文学艺术创作，主要反映人民解放战争、土地改革和军民一心解放全中国的革命斗争的事迹。
最有贡献的是湖南作家丁玲创作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4.艺术
民国时期长江流域的艺术创作。１９２１年在上海成立的民众戏剧社是“五四”以后第一个戏剧团体，发起人为沈雁冰、郑振铎、欧阳予倩等。欧阳予倩是现代话剧的倡导人之一，他的代表作为《不要忘了》。“五四”运动之后，西洋音乐文化的传播也比学堂乐歌时代更为广泛系统。上海、武汉等沿江大、中城市的学校纷纷组建音乐社团，特别是上海大同乐会是当时全国音乐社团中规模最大、历史最长的一个民族音乐社团。这些音乐社团为早期的一批音乐学校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萧友梅、赵元任等人创作的歌曲，反映了“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时代精神；赵国钧词、萧友梅曲的《“五四”纪念爱国歌》为其代表作。1921年，上海《民国日报》登载了被翻译成中文的《国际歌》歌词。1923年，瞿秋白把自己翻译的《国际歌》歌词和曲谱刊登于《新青年》上，从此《国际歌》在中国流传。这一时期，湖南湘潭人黎锦晖在上海任职中华书局，主编《小朋友》周刊，创办中华歌舞专科学校，致力于普及音乐教育工作和推广国语活动，热心创作儿童歌舞音乐，并确定了中国儿童歌舞剧和歌舞表演曲的新体裁、新乐风。
二十世纪30年代初，田汉在上海组织了戏剧团体南国社，坚持走大众文艺的道路。1931年，以田汉为首的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在上海组建，在白区开展革命剧运动，向民众宣传革命。1933年，田汉创作了反映码头工人反帝斗争的剧本《扬子江暴风雨》，作曲家聂耳为剧本谱曲，成为中国早期歌剧的杰作之一。在中国电影史上，张石川于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上海组建了明星电影公司，成为当时经营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电影公司，黎明伟、洪深、夏衍等成为其中的代表人物。1931年，明星公司推出了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1935年，该公司摄制的影片《渔光曲》在莫斯科国际电影节上获得荣誉奖，成为中国电影在国际电影节上的第一部获奖作品。1927年，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创办了国内第一所音乐专科院校——上海国立音乐院。
抗日战争时期，在“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组织下，一批社会科学工作者投入到抗日文化运动中。上海制作了一批优秀电影，如《渔光曲》、《风云儿女》、《十字街头》等，中国剧协集体创作了《保卫卢沟桥》的话剧。上海戏剧工作者在洪深等的领导下，组成１３个“救亡演剧队”，分赴前线和内地演出抗战戏剧。
１９３８年3月２７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在汉口成立，标志着全国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文协”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进步作家的核心组织。随后，戏剧界、音乐界、电影界、美术界等广大文艺工作者也都相继成立了抗日协会，使文学艺术服务于抗日战争。作曲家在汉口成立了“中华全国歌咏协会”，在抗日群众性的歌咏活动中发挥了作用。冼星海、贺绿汀、聂耳、张曙等创作的《黄河大合唱》、《到敌人后方去》、《太行山上》、《大刀进行曲》、《游击队之歌》、《义勇军进行曲》、《保卫国土》等鼓舞着千百万群众奋勇杀敌。美术界举办“抗战美术展览会”，武汉画家在黄鹤楼下的大墙壁上集体创作了一幅大壁画“全国总动员”，其规模之大在中国美术史上是空前的。
抗战时期，在以重庆为中心的国民党统治区，戏剧运动在周恩来指导下，突破了反动派的文化封锁，出现了异常活跃的局面。当时郭沫若在重庆以历史剧为武器，先后创作和修改了话剧《屈原》、《棠棣之花》等，借古讽今，达到了古为今用的目的。此外，像茅盾的《清明前后》、《升官图》，田汉的《丽人行》，集体创作的《清流万里》，夏衍的《赛金花》、《秋瑾传》、《上海屋檐下》等话剧，都很好地配合了当时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编辑出版了《中国民歌选》，里面收集有《康定情歌》、《在那遥远的地方》、《绣荷包》等歌曲。不仅广受音乐爱好者欢迎，而且为丰富中华民族文化宝藏作出了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