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曲回肠话荆江

九曲回肠话荆江

     （人民长江报）长江自三峡的瓶口——南津关奔涌而出后，再也没有高峡深谷的阻挡。“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长江终于结束了它4500余千米奔腾激越的上游行程，进入平野无垠水天一线的中下游平原。

       南津关以下的长江，虽然比三峡远为宽阔，但两岸山势未尽，分布着属白垩系、第三系的红色碎屑岩丘陵，谷深100～150米，江边有多级基座阶地分布，河床宽数百米，河漫滩狭窄，河道微弯，弯曲处有边滩、心滩出露，河道变化较稳定，属单一微弯型河道。

江水直到荆门山后，情形才发生变化，所以古人常把荆门山视为三峡的东口。流过荆门山后，大江江面宽阔，田野平旷，四周景色与三峡区迥异。“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李白的这首名篇，真实地描写了长江中游山原交替的地理形胜。从荆门山开始，长江才正式进入一望无涯的中下游平原。

       从枝城市东侧的枝城镇长江大桥到湖南省岳阳市北扼洞庭湖水系入江口的城陵矶段，江流流经古荆州地区，习称荆江。荆江在两湖平原中部迂回东流，北为江汉平原，南为洞庭湖平原，有荆江“三口”与洞庭湖相通。荆江段以江面宽阔，河道曲折，水流缓慢，泥沙大量沉积，沙洲众多，河床淤高，两岸全凭大堤防护为特点。

       荆江原长404千米，今长331千米，宽度一般在2000米左右。河道呈西北、东南向，习惯上以藕池口为界，分为上荆江和下荆江。上荆江长164千米，河道弯曲并呈周期性展宽，河弯曲折率(河道的弯曲程度，通常用河道的长度与弯颈间直线距离的比值——曲折率来表示。曲折率大，河湾大;曲折率小，河道顺直。)为1.7左右，为顺直微曲性河道。水道分歧，汊江发育，心滩和江心洲较多，在荆江18处江心洲中，上荆江即占16处，因而水流分散，具有分汊型河床特色，滨江的枝江县名即源于此。下荆江江流蜿蜓曲折，河道长度为240千米，而直线距离只有80千米，江流在这里绕了16个大弯，素有“九曲回肠”之称，属典型的蜿蜒型河道。

       下荆江自由河曲极为发育，横向摆幅达20～40千米，河弯曲折率平均为3，在我国的蜿蜓性河道中居首位，而其中的孙良洲河弯道河道的长度为10余千米，直线距离不到500米，曲折率高达25。人们根据河弯的平面形状，把类似孙良洲这样的河弯称为“河环”。

       蜿蜒型河道在水流的作用下，河弯的凹岸不断崩坍，河弯变得更加弯曲。“一弯弯，弯弯变”，河道向下游蠕动，河长逐渐增长;河弯继续自由发展就形成几乎对穿的河环，河环狭窄处一旦被洪水冲穿，便发生自然裁弯，河长就迅即缩短。如此周而复始，交替出现，河床就很难稳定下来。据统计，下荆江近100年来，曾发生过十余起自然裁弯，最近一次为1972年发生的石首县沙滩子自然裁弯。自然裁弯发生后，江水从河曲颈部通过，成为新河，老河道上下口门淤塞，形成牛轭湖。下荆江两岸分布了许多牛轭湖，如尺八口、月亮湖、大公湖、西湖、沙滩子等，正是荆江古河道的残迹。

       下荆江自由河曲之所以特别发育，有其特定的自然和人为原因。首先，下荆江河谷上部为粘土层，受其限制，河床断面较窄，而河谷下部为细沙层，沙层顶板又超出枯水位，故易发生强烈的崩岸，这一河床边界条件对形成半径较小的稳定河曲十分有利;其次，汛期洪水和泥沙从长江分流入洞庭湖主要经上荆江三口，因此，下荆江年内和年际流量变幅较小，又受洞庭湖出湖流量的回水顶托的影响，使下荆江比降十分平缓、稳定，水流切滩作用减小，有利于曲流的发展;第三，沿江堤防堵塞了分流穴口，限制了河曲带的宽度，增大了流量，也促进了河弯发育。

       长江走完了上游穿峡越险、闯关夺隘的艰难历程，在三峡大坝、葛州坝前稍事休息，就泄进“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的中下游地区。浩荡江流既给亿万人民带来饮水之恩，灌溉之利，舟楫之便;却也喜怒无常地不时给黎民百姓造成洪水灾害。

     “万里长江，险在荆江”。长江洪水一出三峡，荆江首当其冲。为抵御洪水，保护农田、村庄，千百年来，荆江两岸人民坚韧不拔地修筑了蜿蜓于荆江两岸的“伏洪长城”——防洪大堤和堤边的防浪林带。

       荆江堤防的历史十分悠久，最早似乎可以追溯到大禹治水时期。《墨子·兼爱中》记载:“昔者禹治天下，……南为江、汉、淮、汝，东流之，注五湖之处，……以利荆楚干越与南夷之民。”

       关于荆江堤防，今天所能查到的确切记载，最早是东晋桓温令陈遵所造的金堤。北宋中期时，荆江北岸已经形成了基本完整、地位重要的堤防。南宋初期，由于荆州、襄阳一带处于宋(朝)、金对峙区，数十年的战乱，使得这一带残破不堪，人口流亡，堤防更是无人顾及，年久失修的堤防汕刷残缺，防洪作用显著降低甚至基本丧失。直到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刘琦任荆南知府和后期孟珙大兴屯田后，荆江北岸沙市以下堤防才得到恢复与发展，堤防因众多穴口的堵塞更加连贯，南岸也出现较大规模的筑堤，仅公安一县，孟珙即创筑了赵公、斗湖等堤。随着元代、明初江汉平原垸田大规模的发展，荆江穴口大量消亡。嘉靖(1522～1566年)以前，荆江两岸尚有采穴、油河、调弦、郝穴及新冲等众多穴口存在，仅公安县沿江就有十数口。到了嘉靖十八年(1530年)堵塞监利新冲口，二十一年(1542年)堵江陵郝穴，在此前后，采穴、油河、调弦相继淤垫。万历年间，今公安县沿岸连亘数百里的江堤堵塞了10多个分流口。至此，北岸穴口几乎消亡，荆江大堤连成一线;南岸则剩下虎渡河口和调弦渡口向洞庭湖分流。清咸丰十年(1860年)石首乌林江段溃决，形成藕池分流，同治十二年(1873年)松滋黄家铺、庞家湾溃决，冲成松滋河，“荆江四口”向洞庭湖分流格局形成。荆江大堤虽已形成，并粲“四口”分流，但两岸并不能因此而太平。由于泥沙的淤垫，荆江河床不断抬高，甚至连枯水季节也高于北岸地面，大水时，在荆州的楼房上眺望江面的船舶，仿佛从屋顶上驶过一般，成为有名的“悬河”。垸田的发展，穴口的堵塞，大量湖泊的湮废，使荆江分洪、畜洪能力大为降低，当洪水超过荆江渲泄能力后，荆江大堤不可避免地发生溃决。据历史文献记载统计，从明朝弘治十年(1497年)至清朝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的352年里，荆江大堤共溃决24次，平均15年一次。由于溃口洪水居高临下，江汉平原坦荡辽阔，淹没范围大，损失自然严重。一次水灾，三年难以恢复。所以荆江地区流行着这样的民谣:“不惧荆州干戈起，只怕荆堤一梦终。”

       由于大堤并非一次筑成，而是千百年来不断加高培厚的，以至土质复杂，粘结性能差，又多蚁穴獾洞，而且堤基多为砂卵石层，上面的粘形土层很薄，堤身、堤脚都容易溃口，产生翻沙鼓水险情。

荆江大堤的这种险状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几次大规模修筑，才大为改善。从1955年汛期以来，荆江虽出现了有水位记录的100多年来的罕见洪水，但荆江大堤却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考验，安然无恙。尤其是1998年的夏天，长江爆发百年来难遇的特大洪水，但在党中央的关怀与指挥下，百万大军严防死守，确保了荆江干堤的安全。这道坚不可摧的“水上长城”，使沿江的历史名城和千里沃野成功地得到了保护。随着三峡工程建成，荆江河段的防洪能力从十年一遇提高到百年一遇;遇到千年一遇洪水时，配合荆江分洪区的运用，能够保证荆江大堤不发生毁灭性灾害，“十年九灾”的历史将不复存在。